颠倒千万世之是非的李贽

　　张献忠

　　李贽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异端”思想家，他自己也以“异端自居”，公然向封建正统思想发起猛烈攻击；他重视自我，提出了著名的“童心说”，主张男女平等、婚姻恋爱自由；他公然为秦始皇、武则天等历史人物翻案，毛泽东以及建国后的历史学家对历史人物的评价或许得益于李贽的启示。
　　公元1602年5月6日（万历三十年三月十五日），在京城一座关押朝廷钦犯的监狱里，一位胡须花白，面容憔悴的老者利用狱卒为他理发的时机，夺过剃头刀，直刺自己的咽喉，顿时，血流遍地。狱卒问他：“痛否？”他以指蘸血写道：“不痛。”狱卒又问：“你为什么自杀呢？”他又写道：“七十老翁何所求！”次日子夜，这位老者与世长辞，享年76岁。
　　这位老者就是公然提出“不以孔子是非为是非”，并敢于“颠倒千万世之是非”的明朝著名的“异端”思想家李贽。

　　李贽的生平
　　李贽（1527－1602），字宏甫，号卓吾，又号温陵居士，是明末杰出思想家。出生于福建泉州的一个航海世家，到他父辈时家道已经衰落。也许是因为海洋文化的浸润，养成了他强烈的自我主体意识和叛逆精神。李贽从小喜欢独立思考，决不迷信任何的权威，不盲从任何的学说，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自幼倔强难化，不信学，不信道，不信仙释，故见道人则恶，见僧则恶，见道学先生则尤恶”。正是这种独特的个性使他成为十六世纪伟大的启蒙思想家。
　　李贽6岁时丧母，父亲以教书勉强维持生计，李贽跟随父亲读书，12岁时就写出了卓有见地的文章，获得了师生的交口称赞。作为长子，李贽理应走“学而优则仕”的道路，替父亲担负起照顾家庭的义务，无奈明代科举考试规定只能从《四书》、《五经》中出题，而且作文只需依照朱熹的传注“代圣贤立言”，这就剥夺读书人独立思考的权利，对于有着强烈自我意识的李贽来说，这简直就是活受罪。他越是读书，越是思考，就越觉得朱熹的话漏洞百出，甚至是一派胡言，他简直就想把《四书》、《五经》付之一炬。但是，家庭的重负不允许他意气用事。他只得逼着自己去揣摩当时的八股文范文，结果一考就中了举人，这年他26岁。由于家境贫困，没有盘缠赴京参加会试，加之对程朱理学深恶痛绝，李贽决定不再考进士，而是苦苦候补3年后，被任命为河南辉县的县学教谕，从此以举人的资格踏上了仕途。做了5年的县学教谕后，他竟然无一积蓄。后选调南京国子监任教，不久父亲逝世，回家奔丧。守孝3年后又等了十个多月，好不容易得到了北京国子监博士的职位，就职没几天，祖父和次子先后去世，只得把妻女安置在河南辉县后再次回家奔丧。3年后李贽回河南去接妻女，才知道自己回家守孝几个月后，二女儿和三女儿相继饿死。相聚的那一夜，夫妻秉烛相向，欲哭无泪。
　　51岁时，李贽升任云南姚安知府。明代重进士，对于举人出身的读书人来说，正四品的知府可谓官尊位显了。但是，李贽是一个追求自由的人，对于当官他没有多大兴趣，他在赴姚安时，路经黄安，见到了好友耿定理，便产生了弃官留住的想法，只是为了生计不得不去赴任。姚安属于少数民族聚居地区，经常发生叛乱，李贽到任后，一改过去朝廷实行的高压政策，不再将汉族政治的那一套强加在少数民族头上，而是采取“无为而治”的政策，“一切持简易，任自然”，实际上就是顺从和尊重少数民族的习俗，“因俗而治”。李贽还注重修桥铺路等事关地方百姓的公益事业。
　　1580年（万历八年）3年任满，按惯例政绩显著可以继续升官，但李贽却提交了辞呈，同僚以及上司以为他是故作矫情。云南巡抚刘维苦苦相劝，并表示要为他上奏朝廷请功，但无奈李贽去意已决，刘维只得上奏朝廷，批准了他的辞呈。李贽离任时，“市民遮道相送，车马不能前进”。
　　李贽辞官后，没有回家，而是隐居黄安的好友耿定理家，与耿定理等谈学论道。1584年7月，耿定理去世。李贽因与定理的长兄耿定向思想上不合，发生争执，被迫于1585年离开耿家，将妻女等家属打发回老家泉州，只身移居麻城，后削发为僧，但照样喝酒吃肉，从四品知府变成了一个狂禅。
　　在隐居黄安和麻城的日子里，李贽主要是和耿定向论战、读书、讲学和著述。其间，地方当局多次对他进行诬蔑、驱逐，甚至烧毁了他居住和讲学的芝佛寺。1601年，李贽应好友马经纶的邀请来到京郊的通州。次年，都察院的一位官员张问达上疏弹劾李贽：“李贽……近又刻《藏书》、《焚书》、《卓吾大德》等书，流行海内，惑乱人心。以吕不韦、李园为智谋，以李斯为才力……以卓文君为善择佳偶，以秦始皇为千古一帝，以孔子之是非为不足据……”结果万历皇帝派锦衣卫将其逮捕。李贽曾写过一篇文章，谈论豪杰之士5种死的方式，其中“天下第一等好死”便是自杀殉道。因此，李贽虽然听到消息说朝廷打算把他遣返回原籍，可以不死，但他依然选择了“荣死诏狱”。

　　“童心说”——自我意识的觉醒
　　“童心说”是李贽思想的核心。“童心即真心”，“夫童心者，绝假纯真，最初一念之本心也。若失却童心，便失却真心；失却真心，便失却真人。”通俗地说，“童心”就是未受社会污染，未受道理闻见遮蔽的基于自然的真实的人性，是作为生命存在的人的认知、意志和情感。李贽认为，正是封建的伦理纲常使童心被遮蔽，“童心既障，于是发而为言语，则言语不由衷；见而为政事，则政事无根柢；著而为文辞，则文辞不能达……”李贽对“童心说”没有过多学理的阐释，但其“不以孔子是非为是非”、“人必有私”等论断以及男女平等、婚姻自由的启蒙思想都是“童心说”的集中体现。
　　中国从西汉董仲舒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后，儒家学说就成为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到了宋明理学时期，又提出了“存天理，灭人欲”的伦理主张，对“人欲”大加挞伐，作为欲望主体的“自我”因此被扼杀，儒家学说日趋僵化。然而受商品经济发展的影响，晚明的社会现实却是奢靡之风盛行，官场贪污贿赂成风，在这种情形下，道学家们在疯狂逐利的同时却依然高唱“君子不言利”、“存天理，灭人欲”的陈词滥调，这就使整个社会“无所不假”、“满场是假”：道德教化中充满着假话、空话和大话；官场上充满着假事、假人；文坛上和科场试卷中充满着假文。所有这些，都使“童心”不复存在。现实与官方意识形态的巨大反差，使人们生活在价值迷失中。
　　正是面对人的“自我”的缺席和价值的迷失，李贽提出了“童心说”，举起了晚明启蒙思潮的大旗，以“与千万人为敌”的勇气，向儒家学说特别是程朱理学发起了猛烈攻击。李贽首先致力于打破对孔子的偶像崇拜，提出了“不以孔子是非为是非”的认识论思想，认为“咸以孔子是非为是非”，实际上就是没有是非标准，从而造成了“千百余年而独无是非”的局面。李贽强烈反对独尊儒术，明确提出了“执一便是害道”的观点，就是说以既定的、唯一的价值尺度来衡量是非善恶是对真理的毒害。
　　针对儒学特别是朱熹等道学家反对社会功利主义，把社会功利看作是“人欲之私”而加以挞伐的思想文化氛围，李贽鲜明地提出了“人必有私”的论断，指出：“夫私者人之心也。人必有私，而后其心乃见，若无私，则无心矣。”他还进一步举例说，耕田者知道秋天能有所收获，所以才辛勤劳作；为官者，如没有俸禄之私，虽召之也必定不肯来。李贽还指出孔圣人也是有私的，他一生恓恓惶惶地四处奔波，无非是为了做官，如果鲁国不给他一个司寇的官位，他一天也不能在鲁国安心地呆下去；他在鲁国做官仅3个月就狐裘貂皮“不一而足”，变得阔绰起来，可见圣人也是有私心的。基于“人必有私”的论断，李贽认为“如好色、好货，如勤学，如多积金宝，如多买田宅为子孙谋……凡世间一切治生产业等事”皆“人所共好共习”，都是合理的。李贽还对泰州学派的“百姓日用即道”的命题做了进一步的发挥，认为“穿衣吃饭即是人伦物理；除却穿衣吃饭无伦物矣。世间种种，皆衣与饭类耳”。从而确认吃饭穿衣种种最基本的生活需求是世间一切伦理道德的基础。从这个意义上讲，他认为封建社会的礼是非礼，而真正的礼应该是人人认同，顺其自然的。很显然，李贽的目的是想改造两千年来压制人性、抑制人欲的传统道德规范，要为人性、人欲在伦理道德领域争取合法的一席之地；在李贽的思想里，自我意识已是呼之欲出。
　　“童心”实际上也是对自我的一种肯定，对自由的一种呼唤。李贽之所以弃官、弃家并削发为僧，并不是笃信佛教，而是因为“平生不爱属人管”，是想找回失去的自我，过一种身心自由的生活。在《豫约·感慨平生》中，李贽慨叹道：“夫人生出世，此身便属人管了。幼时不必言；从训蒙师时又不必言，既长而入学，即属师父与提学宗师管矣；入官，即为官管矣。弃官回家，即属本府本县公祖父母管矣……我是以宁飘流四外，不归家也……只以不愿属人管一节，既弃官，又不肯回家，乃其本心实意。”但是在封建社会，每一个人都生活在“属人管”的枷锁中，而要冲破这种枷锁，往往需要付出惨重的代价。对此，李贽也是深有体会，所以，他在《豫约·感慨平生》中说：“余惟以不受管束之故，受此磨难，一生坎坷，将大地为墨难写尽也。为县博士，即与县令提学触，为太学博士，即与祭酒、司业触……最后为郡守，即与巡抚王触，与守道骆触……”
　　李贽还提出了男女平等和婚姻恋爱自由的思想，对传统的“女子小人论”、“女人祸水论”、“女子无才便是德”等观念展开了全面的批判，他说：“谓人有男女则可，谓见有男女岂可乎？谓见有长短则可，谓男人之见尽长，女人之见尽短，又岂可乎？”公开向传统的男尊女卑观念宣战。他还肯定寡妇再嫁，肯定为爱情而私奔的合理性。实际上，无论是追求平等还是追求爱情，都是人的正当欲求，是“童心”的表现。
　　从上我们可以看出，即使以西方的标准来衡量，李贽的思想也已经具有了现代性的因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