支持！

　　安顺紧锣密鼓筹备“顶云经验”３０周年纪念活动
　　
　　http://www.gog.com.cn　 08-09-15 08:12 　 金黔在线－－贵州日报
　　
　　
　　
　　安顺紧锣密鼓筹备“顶云经验”３０周年纪念活动　　３０年前本报“编者按”将刻入纪念　碑，纪念园楹联正广泛征集中

　　金黔在线讯　９月１２日，记者来到设在关岭自治县的“顶云经验”３０周年纪念活动领导小组办公室，工作人员们正紧张地工作，为１１月１１日纪念“顶云经验”３０周年活动作筹备。　　

　　关岭自治县县委书记王猛舟说，《贵州日报》９月１日推出８个整版“顶云经验”特别报道后，全县干部群众犹如见到１９７８年１１月１１日《贵州日报》文章一样，倍受鼓舞。为让顶云精神永放光芒，目前，县里正加紧修建“顶云经验”纪念碑林、博物馆和生态园等。　　

　　为隆重纪念“顶云经验”３０周年，安顺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设立了专门办公室，抽调大量工作人员进行筹备，安顺市政府还专门拨出数十万元专项经费，市领导多次到顶云听取汇报和现场办公。　　

　　记者在顶云乡占地２６亩的“顶云经验”纪念园看到，纪念园牌坊已完工，停车场及广场文体工程已进入尾声，基座宽１．９米、高７．８米的顶云经验碑林主体工程已完工。陪同记者采访的关岭自治县副县长高应平介绍说，“顶云经验”纪念园总体投资将达７００多万元。经验碑宽和高的尺度寓意１９７８年，在三页主碑上，有一页将镌刻下《贵州日报》１９７８年１１月１１日头版“编者按”。　　

　　目前，“顶云经验”纪念园向省内外公开征集楹联活动已展开。关岭自治县有关负责人介绍，楹联上下联征集以各７至２０字为宜。截止时间在本月底。征集邮箱：glxwlrgw@126.com联系电话：０８５３－７２２０１８９　　

　　“肚皮哲学”
　　——顶云公社首次“包产到组”的风风雨雨
　　
　　http://www.gog.com.cn　 08-09-01 09:20 　 金黔在线－贵州日报
　　
　　
　　引子

　　贵州安顺与安徽滁州，因了历史和现实的缘分，一次又一次“牵手”。

　　600多年前，安徽凤阳人朱元璋为保全性命于乱世，被迫从戎，后拥雄师百万。朱元璋建立大明王朝后，为巩固政权，于明洪武14年钦令30万大军征南，平定西南边陲后，南征军及家属便长期住在了安顺境内“屯田戍边”，由此留下了安顺市至今保存600多年的“屯堡文化”。

　　600多年后，朱元璋的同乡——安徽滁州凤阳小岗人与安顺关岭顶云人，相遇同样的“时势”：“文革”的结束，“四人帮”的覆灭，我党第一代、第二代领导人之间政权的交接过渡，“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大讨论在全国广泛开展……

　　此时此刻，中国农村需要一批面对极“左”的“权威”、“理论”、“文件”、“制度”，敢于说“不”，敢于斗争，敢于实践，敢于创新的人物站出来，在实践中驳斥、否定以前那些不合时宜的“教条”、“本本”和“主义”。

　　此时此刻，安顺关岭顶云公社的农民和滁州凤阳小岗村的农民，为了填饱肚皮，冒着“受批判”、“坐班房”的风险，采用“赌咒发誓”、“打手模印”的方式，向人民公社的旧体制冒死抗争，从而大胆探索出了一条适合我国国情的农业发展道路。有专家称：这是一种符合唯物主义的“肚皮哲学”。

　　2008年7月3日，我国农村改革第一乡——顶云乡所在地关岭自治县，与我国农村改革第一村——小岗村所在地凤阳县结成友好合作县，至此，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北凤阳，南顶云”正式“结盟”。他们期待着，在高举旗帜、科学发展、以人为本、建设和谐社会的今天，两地再次碰撞出闪光的“火花”。

　　在中国改革开放30周年之际，在贵州安顺与安徽滁州再次续缘“联姻”之际，我们追溯两地人民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点燃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火炬后的探索历程，追溯“顶云经验”形成的前后，以期全省上下进一步继承和发扬顶云人和小岗人改革创新的精神，全面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及和谐社会建设，促进贵州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地发展。

　　“顶云精神”这种敢为人先的精神，其实和今天我们提出的“贵州精神”一脉相承，为了真正实现和维护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我们就是要“好字优先，能快则快”，努力推进贵州经济社会发展的历史性跨越。

　　任何一种经验的诞生，绝非一朝一夕。“顶云经验”也一样，它是顶云人民在历经建国近30年来的坎坷历程后，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路线指引下，广大干部群众总结了建国以来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经过不懈努力，在贵州大地上创造出来的。

　　——题记

　　人民公社的故事
　　头顶蓝天白云——顶云。

　　据记载：元朝期间，顶云为寨。公元1371年(明洪武4年)，距今关岭自治县县城6公里的顶云，设立了“顶云长官司”。新中国建立后，1953年成立顶云乡。当年，顶云人民建立了临时组和常年互助组25个；接着又发展以土地入股、统一经营为特征的初级社9个；后来，进一步建立了土地和主要生产资料集体化的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6个。1958年，顶云与鸡场乡合并为“星火人民公社”，后改为顶云公社，今为顶云乡。关岭1982年成立自治县。

　　我们这里所要讲述的故事，就是从人民公社开始。

　　“自人民公社化运动以来，粮食本来就增产不多，加上公共食堂‘吃饭不要钱’、‘敞开肚皮吃饭’的宣传，浪费了大量的粮食，更重要的是，原来只顾‘放卫星’得表扬，等到按上报的产量征购兑现时，才发觉当初吹牛皮‘放卫星’吃亏了，于是纷纷改报低产，要求降低征购任务。”在原顶云公社工作过的一位老同志谈起当时的情景痛心疾首。

　　这一反一正，给上级部门造成了农村基层干部故意隐瞒产量的错觉。上级领导认为，绝不能因为隐瞒产量，人为造成粮食紧张局面，使广大人民群众对“大跃进”和人民公社的优越性产生怀疑。这种情况下，关岭和全国部分县一样，开展了所谓的“反瞒产”斗争。

　　“那个年头搞个哪样鬼生产嘛，人哄地皮，地哄肚皮。”顶云乡石板井村陶家寨组今年73岁的陶天银、70岁的陈忠富等人回忆起1958年来组建人民公社后，相继开展的“大跃进”、全民大炼钢铁、大办食堂等这些历程，想起寨子里的饿饭事件等，至今仍然十分伤感。

　　“一进食堂门，稀饭几大盆；中间起波浪，边边淹死人。”这是流传在当时贵州农村的“大食堂”顺口溜。历经几年的大食堂后，薄得可以看到底的稀饭再也支撑不了人们直立的身体。

　　人没有饱饭吃，大量牲畜也由于饲料不足活活饿死。1961年，关岭邻近的郎岱公社生猪死亡率高达25%。社员家庭养猪死亡率36%，有些社宰杀架子猪。各地耕牛死亡严重。平坝县乐平公社天龙生产队入冬以来损失耕牛72头，占总头数的42.3%。

　　关岭县委一位退休干部回忆说：当时的情况，严重破坏了顶云公社三级所有制，破坏了生产力。造成的恶果是土地丢荒，粮食减产，牲畜死亡，农具损失，病情发展，群众逃荒。

　　但在上述实情下，顶云公社和当时各地其他公社一样，群众的真实情况却被“八报八不报”淹没了。即：报胜不报败，报喜不报忧，报大不报小，报高不报低，报快不报慢，报明不报暗，报粗不报细，报虚不报实。

　　从公社到县政府到地区，各级虚报十分严重。1959年安顺地区当年收小麦时产量虚报42%。普定县马官公社报秋粮产量1051.5万公斤，实收只有495万公斤，除去种子、饲料后，每人平均只有贸易粮28公斤。直接导致的结果是，普定县马官公社1959年因饥饿而死亡的人员占总人口的7.2%；因营养不良病倒的人员占总人口的5.3%。

　　如此严峻的形势面前，顶云公社的群众为了吃饭问题，不得不对当时的“大好形势”打上一个问号。大家都在心中发问，能吃饱饭的路子在何方？

　　当一种旧的生产关系不适应生产力发展的时候，一种新的生产关系必定会产生。关岭自治县原人大主任卢泽江说，事实上，自1960年以来，顶云公社一些生产队为了解决吃饭问题，已悄悄出现包工、包产到户的情况。尽管上级曾采取多种措施来纠正包工、包产到户，但在顶云一些生产队，一纠再纠也未真正纠过来。

　　也正是这未纠过来的“问题”，让顶云人看到了一线生机，改写了一段历史。

　　——采访手记

　　起死回生的“自留地”
　　黔中大地，当不少试验中的“包工”、“包产到户”还在静悄悄试行时，却被上级强行要求纠正。但是，随着中央“六十条”的出台，“自留地”的划分让群众看到了希望。原安顺地委一位领导说：“划分自留地，社会存量相应增加，人心安定，市场活跃，促进了家庭副业生产。”到1961年3月，顶云公社划分自留地工作全部落实到户，划分的自留地约占集体耕地面积的5%。

　　1961年7月，安顺地区贯彻《中共中央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稿)》(简称六十条)，受到群众拥护。大家认为贯彻“六十条”有10大满意，即：一是有了自留地；二是“四固定”；三是按劳分配，多劳多得；四是“三包”落实，有奖可得；五是奖励粮食和食物；六是办不办食堂由群众决定；七是粮食分配到户；八是劳力下放；九是去掉瞎指挥；十是耕牛繁殖奖励。

　　但是，中央“六十条”的出台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群众吃饭问题，因为允许自留的土地毕竟太少，群众自由安排的土地空间依旧很小。因此，“包工”、“包产到户”仍在不断出现。

　　据安顺地委办公室统计：1961年9月18日，全区“包工到户”的生产大队占大队总数的5.3%；生产队占生产队总数的3.6%。“包工到户”的农户18513户，占总农户的3.4%。“包产到户”的大队353个，占大队总数的8.2%；生产队910个，占生产队总数的4.1%。“包产到户”的农户12518户，占总农户的2.2%。

　　顶云公社的“包产到户”有3种形式：一是包产到户，全奖全赔，工分参加集体分配；二是集体和个人分成(一般为四六或对半)，不付工分，也不纳入统一分配；三是口粮、余粮全包到户，个人向集体交10%到20%提成。

　　但是，对于当时在安顺地区兴起的“包工”、“包产到户”，持反对意见者认为，这就是走资本主义的“单干”。同意者认为，包工包产到户，实行多劳多得，能调动社员的积极性；社员出工不用喊，不评工记分，也不天天开会，减少麻烦；国家征购任务有保证；社员便于安排生产、生活和发展副业。

　　两种不同意见下，安顺地委召开县委书记会议确定：凡是能坚持大队统一分配的地方，由大队统一分配。凡是生产已经各大队分各小队的地方，在承认分配的基础上做到分配合理。凡是包产到户、到组的地方，可以控制以生产队为单位分配。

　　另一方面，安顺地委又在全区试点推行分配大包干办法，就是由生产队向大队包干上交征购任务，在完成包干上交后的现金和实物后，由生产队自行分配。多产多分不多交；少产少分不少交。这种办法深受顶云群众拥护。

　　包产到户：纠不完的“单干”
　　批判“包工包产到户”与拥护“包工包产到户”两种力量，前者的势力在当时明显要强得多，因为后者稍不慎往往就会被扣上“资本主义道路”的帽子。这样的较量中，安顺地区农业生产发展受阻。据1962年1月20日“官方”统计：全区到当年秋收的数据，缺粮人口占总人口的32.8%，共缺粮2599.5万公斤，除调剂外，需要国家供应1844.5万公斤。

　　原顶云公社一位退休干部说，当时，顶云群众生活十分困难。一首当年流传顶云的顺口溜是这样说的：“好个顶云坡，肥田沃土多；生产搞不好，家里不开锅。”严重缺粮地方，人心不安，病情上升，出现闹粮、逃荒、劳力外流，集体生产停顿，甚至卖儿卖女，杀牛、砍树、聚赌、偷盗等情况严重。关岭各地，粮价大涨，一些地方大米卖16至18元1公斤，包谷每公斤卖10至12元，1升糠也卖4至5元。

　　上述这一切，除灾情太重外，当时工作还存在“五多五少”：好处看得多，问题看得少；征购抓得多，定销抓得少；反映问题多，具体解决少；对问题大的地区注意多，对一般地区的缺粮户注意少；发生问题以后抓得多，发生问题前抓得少。

　　令人遗憾的是，在当时的情况下，严重的缺粮状况却被认为是包产到户“单干”路线不正确所引起的。据安顺地区1962年3月统计，当时全区包产到组、到户的大队占大队总数的18.5%，包产到组、到户的生产队占生产队总数的12.8%。为此，安顺迅速召开地委全会，要求各地切实纠正“包产到户”，一律把“大包干”改为基本核算单位下放到生产队，实行以生产队为基础的三级集体所有制。

　　1962年年底，安顺地委向省委报告称：社会上存在着阶级斗争和两条路线斗争。前段嚣张一时的“单干风”就是突出的反映。

　　为此，从1962年10月到次年3月，安顺地区开展了声势浩大的“社教”运动，发动群众揭发和纠正包产到户的“单干”生产队占安顺地区生产队的73.9%。

　　安顺地委在《关于农村社会教育运动的总结报告》中说：前段农村中出现了一股单干风，说什么“要想吃饱饭，只有靠单干”，“征购靠集体，吃饭靠自己，花钱靠投资”。单干是“腊肉骨头，越啃越香”，“粮多、猪肥、娃娃胖”、“要靠包产到户来恢复和发展生产”。影响所及，干部革命意志衰退，地(主)富(农)反坏分子乘机煽风点火，造谣惑众，阴谋暴乱。所有这些都反映了阶级斗争和两条路线斗争不仅存在，而且激烈。

　　“事实上，上面反对搞的‘包产到户’，我们通过实践证明是一条很好的路子。”陶家寨老农陶天银说，“在我们顶云公社，‘单干’在当时一直反反复复存在。”

　　从1962年到1965年，安顺地区纠正包产到户的“单干”几乎从未间断，但这种有利于生产发展的模式，就是“野火烧不尽，纠了又发生”，一边在纠，一边在搞。安顺地区一位离休干部提供的资料表明：1965年初，安顺地区共搞了纠正各种形式单干的试点大队19个，生产队166个。

　　安顺地区曾组织5000多名干部到各个公社，开展以纠正各种形式的“单干”为中心的社教运动。运动以坚持集体、反对单干为主题，大诉单干之苦，大讲单干之害，深挖单干之根。反单干的强大声势历经3个月才告结束。

　　但后来安顺地委总结这段工作时认为：纠正单干的估计不能过高，还有20%的队纠不好，或是走了过场，有的是明纠暗不纠。

　　事实确实如此，延续到1965年8月，安顺地委办公室从与各县的联系中了解到，农村单干、半单干有所返潮而且有蔓延之势。

　　追溯顶云人开创“顶云经验”的渊源时，我们发现，从建国以后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夕，党的农村方针政策，既有成功的一面，也有令人遗憾的一面；既有经验，也有教训。顶云人的“顶云经验”正是在成功与遗憾、经验与教训的反复沉思、反复摸索中产生的。为何“野火烧不尽，纠了又发生”？这说明是“逼”出来的一条生路。当时，一些人家因为没有粮食，为了生存不得不含泪卖小孩——顶云公社相邻的花江区从1959年底至1960年初，有2个大队14户先后出卖小孩16人。大的13岁，小的才1岁多。卖娃所得，最多的粮9升，一般的5升左右(1升约合2公斤)。出卖小孩的生活困难户，多是劳力弱，收入少，负担较重的农户。

　　探讨“顶云经验”形成的过程，了解顶云人从蹲窝坨“盟约”到“包产到户”在全国的推广，我们会深刻地体会到今天大好局面的来之不易。事实雄辩地证明，一场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大改革大开放，从农村发端，然后到城市，极大地调动了亿万人民的积极性，使我国成功实现了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到充满活力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从封闭半封闭到全方位开放的伟大历史转折。

　　今天，我们之所以要浓墨重彩地纪念“顶云经验”，就是要印证这样一个道理：改革开放符合党心民心，顺应时代潮流，方向和道路是完全正确的，成效和功绩不容否定，停顿和倒退没有出路。

　　——采访手记